探寻传统政治思想及其现代转化——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九勇｜青访第003期

栏目寄语

Introduction

青訪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

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

成为政治学界新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

本期人物 · 刘九勇

编者按：

在中国社会中，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从家国同构到打造共同体精神的实践转变、从“天理”到“公理”的民生思想转变……吸引着大批青年学者不断耕耘创作。青年学者刘九勇老师于2021年8月在《政治学研究》中独作发表了名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一文，引发学界关注。他长期从事传统政治思想及其现代转化的相关研究，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学研究》中独作发表文章，在访谈的全过程中，刘九勇老师特别擅长将所习得的知识体系串联结合，面对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如何有效融合时，他不光提到“要对人文社科整体有所了解和把握，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还指出，在生活中，“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那他在科研之路上又有何心路历程、经验干货与我们分享呢，且听刘九勇老师为我们娓娓道来，相信各位青年学者，特别是立志研究政治思想史的青年学者们，可以通过本次专访收获不同的感悟~

“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

 刘老师您好，很荣幸您能作为本期青访嘉宾与我们进行交流，您于2021年8月份在《政治学研究》中独作发表了名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一文，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撰写历程与投稿过程吗？在全文中，您如何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儒学礼法相结合？人民与“公理”之间有何必要的逻辑关系？

刘九勇：

首先谢谢政治学人的采访。过去几年我有两个学术兴趣点，一个是传统政治思想及其现代转化的问题，另一个是当代中国政治如何体现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即民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因此有着贯彻古今的文明特性，且自古至今，政治是影响和塑造中国文明的核心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政治文明或政治文化在古今之间必定有着内在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且这种关系对现代中国的塑造是决定性的。这样一个假定是支配我挖掘上述两个学术兴趣点的动力。比如，前两年我围绕着中国协商政治的民主性及其传统思想渊源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发在《政治学研究》2020年的第5期上，当时是尝试以“协商民主”的概念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而最近一两年被广泛讨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我认为有更强的概括力和容纳性，换言之，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理念整体性的理解、对于古今之间政治文化底层逻辑继承性的透视等问题，可能会有更有效的回答，这篇文章就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而写作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传统政治思想的关联，我认为不应该局限在儒家礼法的范围内。实际上，传统政治思想是一个整体，儒家思想只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理解这个整体是什么，而不必管它是不是儒家。另外，我认为相关研究的关切不应该是古今结合，不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想着怎么古为今用、怎样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在服务。学者首先应该秉持单纯的学术求知之心，首先应该解释世界，搞清楚中国的政治文明古今之间是如何演进的，是受怎样的思想力量和逻辑的驱动而发展的。人民和公理的关系，就是一个解释上述问题的关键点。从宋明思想家所说的“天理”到晚清近代流行的“公理”，在确立某种最高政治价值的思维方式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内容上是一个逐渐世俗化、社会化的过程，“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则是这一演进过程的结果。因此，从形而上的“天理”到社会世俗化但较笼统的“公理”，再到更加具体明确的“人民”公意与公利，可以看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一个基本脉络。

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中提到，“儒家相信礼教本身就代表着全体生民的整体利益或公共价值”。但“儒家以礼教为假说的天下政治观也逐渐与全体生民之公共利益相脱节，并趋于解体”。您在博士后阶段就关注于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化，在您的研究历程中，您认为儒学政治伦理的现代化转化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体现其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刘九勇：

我的博士后研究主题是明清之际“公”的观念及其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影响。这个主题其实不限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范畴，因为明清之后思想发展的一大特征是逐渐突破儒家的范围，越来越多地纳入了其他思想元素，比如佛教的思想、诸子学的思想，甚至包括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晚清以来更多的是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儒家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化必须放在这个宏观视野中去考察。具体而言，比如儒家内部在明代中期之后发展出的阳明心学，在晚明体现出几个突破性的特征，包括对人欲的肯定、对于天地一体之仁的强调等，前者影响了清代思想的世俗化倾向，促进了清代经世之学的繁荣，后者吸纳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催生了谭嗣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比如，进入清代之后，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传统进行反思，摒弃了心性玄谈，开始注重道德的实践力行，从明清之际流行的“日谱”，即修身日记，到晚清曾国藩等人提倡的砥砺德行，从清初的颜李学派，到晚清墨家学说的复兴，比如章太炎等对墨家侠义精神与革命志士精神的连接，这些都对近现代中国新型伦理，尤其是革命精神的勃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前面说的这两个方面其实分别就是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它们当然是统一的。即革命道德和革命精神是工具性的，是为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目标服务的。而它们的传统思想来源也是一个统一体。可以简单地说，传统儒家思想统一体中的价值性、工具性等不同的元素，经过明清近代，不断地裂变、进化、转型，最终又形成了新的统一，也就是现代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

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中也提出，“传统思想对公共性政治权威的论证、对公共性社会秩序的想象、对公共性政务职事的概括、对公共性政权组织的设计，最终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标签——‘天下’”，公共性一直是您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您在挖掘中国传统的“公共性”文化中做出了哪些努力？读史在于鉴古而知今，您认为传统的“公共性”文化如何与现代“公共性”文化相结合呢？

刘九勇：

中国传统有很多公私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关于政治公共性的思想观念，在很多领域可以挖掘。比如对于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论证方面，传统的天命观，包括它所统摄下的革命思想、禅让思想等，都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公共性观念。再比如关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儒家礼义和法家法治都有着明确的追求规则客观化的倾向，规则的客观化即对任意性、随机性、个性化的否性，也是公共性的一种表现。又比如关于政权组织的形式，中外学界关于所谓中国古代“官僚制早熟”的共识就是对于政治公共性的一种认可。这些不同领域的政治公共性观念，凝聚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意识，即“天下”观。有学者统计，古代的“天下”概念大概八九成都是对国内政治的概括，只有一两成是对现代所谓国际政治或朝贡体系的描述。“天下”作为国内政治的最高范畴，体现的就是一种综合性、统括性的政治公共性的观念。就像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人民”概念所处的地位一样。

至于鉴古知今、古今结合，我不敢妄言，也没有专门的思考。我更多的还是基于学术研究搞清楚古今之变“是什么”，至于古今结合“怎么做”，暂时超出了我目前工作的范围。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青年学者们不断地探索与发现，作为当代青年学者，您认为在平时的科研项目中应如何去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有没有什么适用的研究方法或者其他经验干货可以与我们分享？

刘九勇：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其实在当下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它在整个知识世界中的位置很重要，尤其对于中国来说，纯粹的哲学史、宗教思想史不明显或者不独立，思想史的核心其实就是政治思想史。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进展却不如人意。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涉足政治思想史研究，这自然是好事，但也反映了学科自身力量的相对薄弱。当然，学科发展暂时的迟滞，也是对研究者来说大有可为的机会。我不敢谈什么经验，只能说是自己在研究中的一点思考。首先，要注意政治思想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它至少包含“政治”“思想”“史”三个部分，所以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积累，至少对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三个学科都要有所涉猎。人文社科是一个整体，任何专业研究的深入都需要一定程度上对人文社科整体有所了解和把握，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其次，要注意比较研究的视角，包括古今之间、中西或中外之间的比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无法采用实验方法，甚至大部分问题都难以用量化方法处理，因此比较方法就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性。比较本质上就是一种更广范围的归纳法，因此这又要求进行广泛、大量的阅读和知识积累。总之，我相信大工不巧，学术研究无非多读书、多思考而已。

感谢您的精彩阐述，接下来是本次青访的彩蛋环节，在您的科研之路上，有没有对您的学术历程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趣事？另外，您在最近的学术耕耘中，有没有新的研究关注点呢？

刘九勇：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什么趣事。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是：当你长期保持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时，你所接触的一切不相关的信息，比如在网上看帖子刷视频、随意翻阅闲书报刊、天南海北的对话漫谈，都可能莫名其妙地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为你一直思考的问题打开思路，就像《少年包青天》主题曲里的一句歌词，“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我水平有限，所以研究的时候少，学习的时候多。我最近在读一些西方共和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希望补充一些相关知识。同时对西方共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产生了兴趣。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接受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景和历程，也许有用，也许没什么用——但也没关系，对于更加宽泛的学术研究工作来说，总归会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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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编｜王  林

编  辑｜陈  卓 赵  冉

海  报｜沈  琰

校  对｜高梦冉

审  核｜大  兰 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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